未成年人网络立法不单单是对网络运营机构的行为监管，更应搭建一个全局性的立体监管框架。除了学校、社会、司法之外，更为重要的是要将父母的监管责任纳入到设计中。

■刘涛

近日，中国少先队事业发展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了《青少年蓝皮书：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（2013—2014）》。报告指出，近八成未成年人曾遭遇网络不良信息侵害。在不良信息中，59%以上来源于广告，以不雅图片、广告推销以及骚扰信息的形式呈现，这对未成年人的心智发育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近八成父母对孩子上网情况没有任何监控。

网络创设了一个巨大的消费空间，这是一个经由资本与政治驱动的“秀场”。即便是成年人，在由欲望浇灌的虚幻时空里也难以抵挡各种诱惑，更何况未成年人。

未成年人的社会化过程尚未完成，因此需要更多的社会监管和保护。我国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从家庭保护、学校保护、社会保护、司法保护四个维度来关注未成年人的健康与安全，然而，值得警惕的是，网络世界仍是司法监管的“真空地带”。

在国外，通过立法来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使用安全，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治理方式。美国早在1998年就出台了《儿童网络保护法》和《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》；德国于2002年出台了《少年媒体保护国家合同》；法国、瑞典、巴西等国家也先后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修订，专门就网络上制作、贩卖、传播暴力与色情内容进行定罪量刑。

未成年人需要的不是“安全小贴士”，而是一个安全的网络公共空间。我国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更多地停留在“善意提醒”和“理性呼吁”层面，由于责任主体和惩治措施极度模糊，这无疑降低了法律应有的社会威严与执行效力。须知，法律要落地，根本上要解决责任主体的认定与惩治问题。

在许多国家，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侵害完全是“零容忍”，司法机构穷尽一切途径解决网络立法的“落地”问题。日本国会于2008年通过《完善青少年网络利用环境法》，对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、电信运营商、内容生产商、监护人等都给出了明确的责任要求和处罚办法。而且，为了保证司法监管落到实处，日本专门成立了“净化青少年网络环境，整顿违法有害信息”对策推进会议，作为处置这类问题的最高机构。

除了对责任主体的明确界定，网络立法还应该保障并创设一个开放的、透明的公共监督渠道。美国的网络监管专门设置了一个举报反馈系统，除了政府机构的直接监管，也鼓励个人进行不同形式的举报。在欧洲许多国家，如果向未成年人推送色情邮件，将直接面临刑事处罚。巴西于2003年对《青少年保护法》进行了修订，将在网上进行淫秽色情活动定为“淫秽罪”。

如何对“不良信息”进行司法解释，在技术操作上必然涉及到网络信息的“分级”问题。不能离开受众框架来谈“不良信息”，同样不能出于为未成年人考虑而对其他人的信息权益构成误伤，这便需要在游戏、影视、小说、社区的“进入门槛”上进行限制，尤其在未成年人的身份审核上要慎之又慎。

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良信息侵害，还涉及到一个需要正面审视的信息伦理问题。许多网络游戏全然不顾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，在游戏规则设计上缺少必要的“提醒”和“退出”设置，让孩子们深陷其中不能自拔；许多企业借助大数据技术收集未成年人的消费数据，通过极为隐蔽的编码策略进行广告生产，然后对未成年人进行暴力推送……因此，网络立法不能忽视这些指向信息伦理的“灰色地带”和“软暴力”问题。

其实，网络立法不单单是对网络运营机构的行为监管，更应搭建一个全局性的立体监管框架。除了学校、社会、司法之外，更为重要的是要将父母的监管责任纳入到立法的设计结构中。许多青少年之所以沉溺于网络，并在人格心理上出现各种偏差，根本上是因为父母陪伴的缺失。在美国，《儿童网络保护法》明确规定，未满14岁的孩子必须全天候处在监护之中。

据报道，由团中央牵头起草的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已经纳入国务院“2014立法计划”。时不我待，但愿中国在未成年人的网络立法上能够真正迈出这一步，在“落地”问题上发挥其应有的“后发优势”。（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）

《中国教育报》2014年12月1日第02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