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论哪种版本的“读书无用论”，其共同的荒诞之处就是只问个人有什么，不问他能为别人做什么。

据报道，湖南人李云2001年从湖南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，在益阳一所初中当教师。两年后，辞职下海，走上打工道路，先在广东工厂里干，后出来做废品回收，最终落脚广西，从事建筑行业。几年打拼后，李云现在是一个小包工头，手下有40多个农民工。另外还在一家饭店打工，合起来一个月有七八千元的收入。

从教师到民工，李云不是没想法，“有时候会想一想，人何必要这么累。那份工作是很安逸，但是发挥不了我自己的特长，我的价值观念就是用金钱来衡量的，赚的钱越多说明这个人越有本事”。

李云的选择是个人的事，无需别人多说，他以金钱来衡量人的“本事”大小，也有其道理，毕竟中国已经建立人力资源市场，个人“值多少”有市场价在那里。真正让许多人感觉刺痛的仍是那个“体脑倒挂”，或者更直白一些说，“读书无用”的现象。

记得在小学时，笔者就写过批判读书无用论的作文。时光荏苒，目前社会似乎仍然纠缠在“读书到底有没有用”之上。只能怪老祖宗发明了举世独有的科举制，考取一级功名，便可以享受一等经济社会待遇，结果形成了制度，个人只需读书考试，无需从事任何对社会、对他人有实际贡献的工作，就可以获得国家供养，这才让国人从此断不了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的念想，大凡遇到像李云这样辞去教职当民工的，不是“皇帝不急急太监”一般地为他惋惜，就是痛心疾首于“知识乃至知识分子掉价”。其实大可不必。

今天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的价格大体上还是合理的，除了有家庭背景的“二代”之外，具体劳动者的身价基本上由供求关系所决定。前几年体力劳动者过剩，农民工不但工资低，甚至还遭遇拖欠工资。随着“刘易斯拐点”的到来，体力劳动者紧缺了，工资自然水涨船高。现在每年700多万名大学生包括学士、硕士和博士毕业，进入人力资源市场，供求失衡日趋严重，收入自然直线下降。十分简单的人力资源供求现状，实在没必要做什么“读书有没有用”的联想。说到底，读书是每个人对自己的智力投资，而“投资有风险”，无论盈亏都要有担当的勇气，靠国家来保障教育投资的成功，甚至只要读了一点书，就必须无条件地享受优厚待遇，这样的时代确实已经过去了。

再进一步说，今天让人重新勾起“读书无用”念头的事例中，当事人以身无一技之长的居多：虽然读过不少书，但在需要用到所学的岗位上，却拿不出绝活，还没干出工作业绩，就因为收入不高而挂职而去。如此，到底是干得少的错，还是给得少的错？一个在中学里干成了特级教师的老师，会随便辞职？一个在关键岗位上干成了技术骨干的职工，企业会刻意压低其工资？干重体力的农民工挣得再多，同“百无一用”的书生拿不到高收入有什么关系？

无论哪种版本的“读书无用论”，其共同的荒诞之处就是只问个人有什么，不问他能为别人做什么。可是工资需要别人支付，凭什么你有什么别人就得给多高工资，却不用考虑你能做成什么？如果说，这种匪夷所思的逻辑曾经还真盛行过，所谓“文凭社会”，那么今天中国正在向“能力社会”迈进：如果文凭不代表对他人的能力，那就不用指望别人给其付高工资。当年李云辞职，学校并没有关门，学生成绩也没有江河日下，相反空缺的岗位很快被人填上了，说不定学生成绩也提高了，学校和家长怕什么？如果这些民工各个手上有绝活的话，李云现在要是带了手下民工半路开溜，可能真会要了施工老板的命。

“对别人有用才能最后对自己有用”，这是市场经济给老挂念“读书有没有用”的人的忠告。只是在中国从“文凭社会”向“能力社会”迈进的过渡阶段，不少人还需要挺过这场阵痛。（顾骏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）

《中国教育报》2014年4月17日第2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