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值得孩子终生怀念的老师就是好老师

在讲述“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”时，苏霍姆林斯基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

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英语教师来到一所农村学校。她心里有点忐忑不安：“我们没学多少教学法，我可怎么工作呀？”可是没过多久，她的外语课就成了学生们最喜爱的科目。

过去，学校里总有不少孩子讨厌外语，而现在，孩子们在课堂上被点燃的求知火花燃烧到了课外，孩子们不需要完成指令性作业，而是成群结队去找这位老师：“您看看，我写的这篇英语短文有没有错误，我准备把它登在墙报上。”“这本英文书我已读完，再给我一本好吗？”

精力充沛的女教师总会满足孩子们的要求，还和孩子一道组织英语晚会，排演英语戏剧，创办英文新闻报，准备“英国人民文化艺术晚会”，甚至还找来许多复制品办起了“英国艺术博物馆”！

两年后女教师因事离校，一位有18年教龄的知名教师代她上课。不料没过几天学生们的态度就发生了逆转，甚至看都不愿看一下外语课本……

这件事常让我思考，对于“好老师”有没有一种既准确又简单的判断方法呢？应该是有的，那就是孩子们那一根根易感的心弦。

苏霍姆林斯基在谈及办学理想时，并未提出“领先”“一流”等宏大目标，他只想办一所值得孩子们留恋的学校。他以孩子们的情感归依为办学的最高取向，这其实也可以迁移到好老师身上：一位值得孩子终生怀念的老师就是好老师。

苏联教育家加里宁说过：教师应该感觉到他的一举一动都处在最严格的监督之下，世界上任何人也没有受着这样严格的监督，孩子们几十双眼睛盯着，须知天地间再也没什么东西能比孩子的眼睛更精细，更敏捷，对于人心理上各种细微变化更富于敏感的了；再没有任何人像孩子那样能捉摸一切最细微的事物。

事实上，孩子的敏感性远远超出了成人的想象。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就是一例。孩子不仅能理解老师的言说，而且能领会其言外之意。

成为孩子们衷心接纳并留驻于记忆深处的老师，该是多么值得骄傲啊！当老师记着学生、学生也记着老师的时候，当孩子们忘掉了在学校所学的一切，心中仍然活跃着一位老师的音容笑貌的时候，便是老师最幸福的时候。

好老师的成长依赖于对学生的了解

当我们将“好老师”与“受到学生爱戴和久远铭记”紧密结合起来时，“好老师的成长”便自然包含着以下要义。

它意味着教师与学生在情感上日益接近、贴近，且能经受住种种考验。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特级教师斯霞，曾被任命为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。组织上想给她一个意外惊喜，事先并未征求她的意见。

谁知任命书下达后，她没有感到惊喜，只是感到意外。她谢绝了这一好意，甚至从未跨入已为她准备好的局长办公室。斯霞坚持与孩子不离不弃，长相厮守，她作为教师角色的发展也因此得到继续。

他说：“对学生身上的人性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，所以不能说认识就此告终，你身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是我所不知的了。”他感叹道：要做到了解学生这一点，一辈子也不够啊！

在艺术界，许多艺术家都曾因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无力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境界而感到痛苦。艺术哲学家阿恩海姆由此得出结论：“一个人真正成为艺术家的那个时刻，也就是他能够为他亲身体验到的无形体的结构找到形式的时候。”

以此观照，一位真正的好老师，能为自己的教育教学思想找到通向学生的最佳渠道，能为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找到最具效能和美感的实践形式，能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新观点、新方法、新举措，体现自己独具一格的艺术匠心。他是一位真正的教育艺术家。

要学会选择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

好老师成长的道路千差万别，不胜枚举。若论其“基因”或曰“基本因素”，不知能否归纳为天性与自觉性两个方面？

许多好老师都曾表示自己从小就爱孩子，爱当教师。著名特级教师魏书生，1971年至1978年在盘锦电机厂工作的6年多时间里，先后150多次提出当教师的申请。这一点很难用其他因素解释。这多出于他的天性、他与教育的缘分。

与此相反，一些老师的悲剧也就在于他的天性不适合做教师。有位好不容易等到退休的女教师在告别时满怀伤感：我不喜爱学校工作。它没有给我任何乐趣。我每天都盼望着课快些结束，喧哗声快些消失，可以一人独处……

这位女教师的悲剧不在于“师德”的缺失，在于她以喜爱独处的性格从事了需要合群的教师工作。

有鉴于此，苏霍姆林斯基对新教师提出建议：如果你的本性孤僻、不爱交际、沉默寡言，更多地愿意独处或与少数朋友交往；如果儿童的每一次淘气都引起你的苦恼和心悸；如果你热情不足，理智有余，对发生的一切都进行非常仔细的斟酌，那么建议你不要选择教师职业。

天性的作用固然不可忽视，但它并非成为好老师的唯一因素。事实上，有些本来不太适合做教师的人，在从事教育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渐渐爱上孩子们，爱上教育事业。这些兴趣、爱好和情感的变化，就是他的发展、他的成长。这里，成为一名好老师的决定因素是他的自觉性、他的主观努力。

现代教育家朱自清的某些天赋条件本来不怎么适合做教师，他的学生、著名作家魏金枝回忆：朱先生讲课，“总是结结巴巴地讲。然而由于他的略微口吃，那些预备了的话，便不免在喉咙里挤住。于是他就更加着急，每每弄得满头大汗”。“一到学生发问，他就不免慌张起来，一面红脸，一面急巴巴地作答……倒弄得同学们再也不敢发问”。

朱自清似乎自己也觉得不适合做教师，打算辞职，学生却因为他严肃认真而挽留了他。

“他的为人的态度，为学的精神，为学的功夫，教书的精神，都是认真而严肃的。他的热忱，仿佛深藏不露。朱先生思想很新，与同学们谈论，总是平易而虚心的。他常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哲学上的问题，讨论人生的意义，提倡用白话写作，策励青年进步，很快就得到学生的信仰。”

后来，朱自清到台州师范等学校任教时，与学生的关系更亲密了。学生们称他为“爱师”，争着要他上课，朱自清也决心“把自己的生命全献给教育青年的工作”。

此后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的20余年中，朱自清每次上课前仍然坚持做极认真的准备。他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赢得了一届届学子的衷心爱戴。特别是他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“救济粮”的骨气，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的人格楷模

（转自《人民教育》2015,17）